12月10日，18幅达·芬奇及文艺复兴时代作品抵达上海，与18幅中国绘画作品相逢在上海博物馆，以“对话达·芬奇：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”重新开启了上海博物馆（人民广场馆）因搬迁东馆而暂闭的扉门。上海博物馆的书画馆、绘画馆展览也将同时回归。

达·芬奇可能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知名的艺术家，他创作的《蒙娜丽莎》《最后的晚餐》等杰作吸引无数人去一睹真容。但是他留下的绘画真迹屈指可数，绝大多数不可移动或禁止出境，故在国内难得一见。另一方面，达·芬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他不仅是画家，还是哲学家、工程师、天文学家、解剖学家、植物学家和科学家。

这次展览主要有两个目的：首先，通过有限的画作去展现达·芬奇是谁；其次，通过上博的馆藏与达·芬奇进行对话，展现达·芬奇超越时代的多面性，也体现中国绘画史中对于艺术、科学等主题的探索。

为了此次展览，双方策展人精选18件文艺复兴艺术珍品真迹和18件中国古代绘画传世名作，包括达·芬奇的油画杰作《头发飘逸的女子》和11幅《大西洋古抄本》手稿，米开朗琪罗的两幅珍贵素描，达·芬奇弟子的重要绘画作品，以及五代北宋《闸口盘车图》、南宋梁楷《白描道君像图》、明唐寅《秋风执扇图》等中国古代名品。

绘画高峰达·芬奇

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出生于1452年，是公证员皮耶罗·达·芬奇唯一的私生子。大概在12岁进入韦罗基奥画室，20岁成为独立画家。达·芬奇大部分的绘画成就完成于佛罗伦萨，例如《蒙娜丽莎》，他也曾短暂在米兰生活，为感恩圣母修道院膳堂创作了壁画《最后的晚餐》。晚年，他带着两位弟子前往法国，成为国王的座上宾，并于1519年去世。

在整个展览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作品是达·芬奇的油画《头发飘逸的女子》。整幅画不过A4纸大小，但策展人为其设计了核心位置的一整个独立展厅。这并不是达·芬奇最知名的作品之一，但站在画作前细细欣赏，可以感受到绘画巅峰时期的意蕴。

达·芬奇发明了一种光线，给人以一种潮湿、黏腻、模糊的氛围感，由此展现人物的质地，也增加了一种神秘感，这成为他创作的标签。在这幅《头发飘逸的女子》中，低垂着眼帘的散发女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画家只用了两种色彩，赭石、铅白，层层描绘出明暗，形成他特有的使形体的亮部如同透过烟雾从暗部浮现出来的“晕涂法”效果。达·芬奇没有精确表现每一个细节，而是对绘画元素做主次区分，头部和身体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，而脸部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，这似乎是他有意为之。

这幅作品或许会让人联想到他的朦胧而美丽的《蒙娜丽莎》，也可能会令人想起残缺却完美的《断臂的维纳斯》。有艺术史家认为，它展现了一种不可企及的“理想”。

正是达·芬奇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，共同将绘画的曾经的理想境界——忠实地描绘、栩栩如生地再现——达到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，也令现代绘画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。

在展览中，还有其他同时期画家的作品，比如达·芬奇弟子同样细腻动人的油画，还有米开朗琪罗的两幅珍贵素描，其中一幅作品描绘了腿部的肌肉线条，展现了他对于解剖学的深入探究。

与达·芬奇生活于同时代的中国画家的创作，与文艺复兴大师在冥冥之中也形成了对照关系。明代画家杜堇的《仕女图卷》中“画师写真”部分，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进行对话。同为明代画家，郭诩道教题材绘画中的人神鬼怪，骨骼肌肉栩栩如生，同时又体现了东方审美情趣。

达·芬奇与中国

13世纪下半叶开始，拜马可·波罗和众多意大利商人和方济各传教士的频繁交流所赐，来自中国的奇闻便为意大利乃至欧洲所知。身处那个时代，达·芬奇是否也曾为充满了探索、技术、科学知识和自然观察的中国文明而着迷呢？

彼时，意大利半岛各公国大量好战的王公贵族频繁使用各种新型武器，使得有关军事建筑的研究不断演变。达·芬奇也曾经一度担任军事工程师，展览中有不少手稿体现了这一点，包括《发射炸弹的大炮》《配备四把十字弓的机械》《配备金属镰刀的武装坦克》等。这些设计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鲁班，或是木牛流马等中国传统机械设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达·芬奇的设计中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不少手稿都是关于如何增强武器的威力以震慑敌人，然而很多设计并不能真正奏效。达·芬奇曾在一封自荐信中表示：“我还能设计易操作、易携带的火炮，它可以像风暴一样射出碎石。它产生的浓烟能让敌人感到恐惧，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陷入混乱之中。”但有时他也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当中，在一页手稿上有一段注释：“……它对友军的伤害往往不亚于对敌人的伤害。”

达·芬奇在15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致力于机械飞行的研究，在16世纪的最初十年，他心无旁骛地观察和研究鸟类的运动和飞行，这在《大西洋古抄本》的其中几页，尤其是《鸟类飞行手稿》中有所体现。同样，在中国，人们对飞行和实例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，道士葛洪（283-343）在《抱朴子》中就有记述。

达·芬奇拥有桥梁设计师的美名。本次展览有两幅关于桥梁的画作，达·芬奇的《军用临时桥梁》展现了如何快速搭建一座军用临时桥梁。同一时期的沈周画作，则描绘了修建于北宋时期的苏州垂虹桥，这幅作品令马可·波罗笔下的苏州桥跃然纸上，后者曾在游记中盛赞：此城有桥六千，皆用石建，桥甚高，其下可行船，甚至两船可并行。

策展人特别提到，佛罗伦萨地区和苏州吴门地区，可谓代表15世纪东西方的两个艺术文化创作中心。沈周是“吴门”画派的领袖，他是文徵明的老师，也影响了唐寅、仇英等的创作。一如彼时的佛罗伦萨，是文艺复兴的中心，韦罗基奥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早期代表人物，从他的画室也培育了达·芬奇、波提切利等诸多后来的文艺复兴大师。

16世纪晚期，圣母画像开始在中国流传，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画家的创作素材。展览中有一件来自“苏州片”的《送子观音图轴》，托名仇英所作。这件作品假借西方圣母子的图示，描绘了东方送子观音的形象：宝殿之中，身着菩萨装的女子怀抱婴儿，坐于矮床之上。这件作品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时作出适应性改造的有趣范例。

本次展览由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、米兰盎博罗削图书馆和美术馆、帕尔马国家美术馆、佛罗伦萨博那罗蒂之家和上海博物馆联合呈现。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4月14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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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洁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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